獨具歷史的山東史前文化

　　4、完備的“禮樂文化”
　　古代中國往往被稱為“禮樂之邦”，古代的中國文化因此也被稱為“禮樂文化”，而大汶口一龍山文化正是形成這一禮樂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禮制是一種體現(xiàn)社會尊卑等級的制度形式。東夷族原始禮制的主要表現(xiàn)，一是宮室制度。從山東章丘的城子崖、壽光的邊線王、鄒平的丁公和臨淄的田旺等龍山文化時期古城址的發(fā)掘看，已具有宮室制度的一些跡象。臨淄東周殉馬坑二是埋葬制度。在墓葬中，已表現(xiàn)出社會的不平等關系。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已出現(xiàn)了墓室面積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墓葬的分級制日趨成型。

　　龍山文化蛋殼陶三是禮器。禮器是主要用于重要禮儀社交活動的器具，是人們社會等級名分的象征與標志。隨著禮制的不斷發(fā)展，禮器的種類不斷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有玉鉞、石鉞、骨牙雕筒、大口尊、鬹、觚、高柄杯等。至龍山文化時期禮器趨于專門化，主要禮器有玉鉞、玉版、玉冠飾、蛋殼陶杯、黑陶罍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作為祭器使用的鳥造型三足器棗陶，被認為是東方文化的“標準化石”。1979年在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里出土了名叫笛柄杯的樂器，能夠吹奏出4個不同的樂音，音響清脆悅耳動聽，與近代橫吹竹笛不貼膜時發(fā)出的音響相似。這是迄今已發(fā)現(xiàn)的我國最早的陶制橫吹管樂器。

　　5、文明社會的先導
　　城市的出現(xiàn)是社會走向階級分化的反映，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城子崖遺址是三個階段的古城遺址，其最下層是山東最大的龍山文化城址，面積約二十萬平方米。另外，又先后在鄒平丁公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個十二萬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城址，在臨淄桐林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個十五萬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城址，在壽光邊線王遺址發(fā)現(xiàn)了五萬平方米的城址等一系列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址。在山東五蓮縣丹土遺址發(fā)現(xiàn)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和龍山文化中期三個連續(xù)擴展的城址。

　　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4800年以齊國故城排水道口上，龍山文化中期城市具有蓄水池、排水溝和出水口等設施。這不僅將山東地區(qū)城市的出現(xiàn)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而且進一步證明了龍山文化時期城市功能的齊全和筑城水平的高超，說明東夷人約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已進入了父權制社會，并且出現(xiàn)了私有制和貧富分化。到龍山文化時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已接近它的終點，文明社會的曙光已燦然可見。

　?。ǘ〇|夷族的發(fā)展
　　東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魯中南山地丘陵區(qū)和東部半島丘陵區(qū)，大約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華夏族和東夷族開始有了交流，東夷人在蚩尤的領導下來到了坦蕩的魯西北平原，與東進的炎黃部落開始接觸，由此拉開了夷夏大融合過程，東夷人的活動范圍也從東部海岱地區(qū)擴展到中原地區(qū)。經(jīng)過夷夏“涿鹿之戰(zhàn)”，東夷集團在炎黃集團的聯(lián)合抗擊下節(jié)節(jié)敗退，又被逼回原地。隨后炎黃之間也展開了“阪泉之戰(zhàn)”，結果作為黃帝聯(lián)盟的炎帝部落也失去了在中原地區(qū)的立足之地，其大部分不得不東遷至“東夷之域”，與東夷人雜居錯處。

　　當炎帝部落逐步融入東夷之際，黃帝部落也向東推進至豫東及魯西北平原之地，與東夷人聯(lián)合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部落聯(lián)盟，共同創(chuàng)建了最初的華夏文明。唐堯、虞舜之際，東夷族與炎黃族和平共處，他們的領袖輪流擔任當時部落聯(lián)盟的領袖。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逐漸出現(xiàn)了剩余產(chǎn)品，私有觀念也逐漸形成。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與權力，開始為自己的宗族謀利益，暗地積極培植其兒子啟的勢力，以圖傳位于自己的兒子。夏禹死后，啟公然破壞了夷夏同盟，自己奪取了權力。

　　夏后啟殺伯益建立夏朝后，東夷族與炎黃族的同盟宣告破裂，從此開始了新的一輪的夷夏之爭。后來，在夷夏合作治水的過程中，夷夏兩大集團同心協(xié)力，并肩作戰(zhàn)，最終取得了勝利。經(jīng)過長期的合作，夷夏之間彼此的差異越來越少，共同點越來越多，在語言、心理、風俗上慢慢趨于一致，夷夏部落聯(lián)盟變成了一個具有文明民族一切重要特征的共同體，即歷史上所說的華夏族。可以說，從“人種學”上講，東夷人當是漢族的前身華夏族的主要來源成份之一。

　　（三）東夷文化的形成
　　東夷文化在產(chǎn)生、形成、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同周圍地區(qū)的古文化有著相互影響和交流的關系。它在自己的長期演進過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時代中后期，始終和周邊其他地區(qū)文化保持著頻繁的接觸和交流，并對各地文化產(chǎn)生著極其生動、具體、廣泛而深刻的滲透和影響。通過對東夷文化墓葬風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等傳播路線的考察，可知東夷文化曾伴隨部族遷徙而大面積地侵入和散漫到廣大中原地區(qū)，并由中原進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漢水流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在河南一帶有著顯著的反映；而仰韶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征，也在山東西部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

　　同時在東南沿海地區(qū)，東夷文化對百越文化的侵潤幾乎從未間斷過，并以淮夷為中介，使東夷文化的許多先進因素沿長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過鄱陽湖地區(qū)及湘贛邊境山地而進入嶺南。東夷文化向東北方向的傳播，則使燕山南北及遼東半島的古文化顯示出諸多與海岱文化極其親和而相似的特征。其中以小珠山文化類型的遺址最為典型；遼東半島的古文化對對山東半島的文化影響，則以筒形器（遼東半島地區(qū)基本陶器之一）最為典型。有史料表明，東夷文化的延展區(qū)和輻射帶，北可達庫頁島、阿留申群島地區(qū)，西可至燕趙和黃河中游，東遠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臺灣海峽和某些南太平洋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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